在抗日戰爭中，華南戰場作爲全國三大敵後戰場之一，不僅牽制了15萬日僞軍兵力，有效策應全國抗戰大局，還遲滯了日軍的“南進”步伐，爲西南大後方築起了一道堅實的屏障，成爲扭轉戰局的關鍵力量。近五年來，學界持續深化華南抗戰研究，出版史料10余部，發表論文百余篇，各類在研社科項目20余項。
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在華南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自1938年10月日軍于惠陽大亞灣登陸後，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華南人民隨即掀起抗日救亡鬥爭。
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武裝是華南抗戰的核心力量。左雙文在《國共離合與中共東江抗日武裝的發展（1940-1943）》一文中，探究中共東江武裝發展過程中的國共鬥爭情況，指明1940年至1943年國民黨當局與東江抗日武裝接連發生三次大規模武裝沖突的背後，體現了多方勢力的複雜性以及中共東江武裝的生存與發展智慧。尹智博的《統戰工作與中共東江抗日武裝的發展（1938-1940）》，指出國共原有的合作關系逐漸被打破後，中共東江抗日武裝最終被迫“東移”海陸豐，雖遭受嚴重損失，卻推動了從“依賴統戰”到“獨立自主”的戰略轉變。楊天明、楊賀然的《國共離合與中共在東江地區戰略部署的調整》，分析1943年至1945年廣東國共軍事力量對比“失衡”下中共戰略部署的調適，認爲廣九鐵路全線淪陷期間，中共的鬥爭策略由防禦轉向主動出擊應對，隨後大量發展抗日民主根據地，配合盟軍開展對日反攻，實現了從堅持自衛鬥爭到爭取鬥爭勝利的轉變。
華南黨組織注重戰略布局與軍事鬥爭。李翔的《中共華南抗日的戰略布局（1936-1941）》，探析華南黨組織重建至日軍攻占香港、東江遊擊隊員挺進香港前後中共在華南的戰略布局，揭示其從“依托山區腹地”到“山地與沿海並重”的轉變曆程。鍾健在《從統戰到自主：中共廣東省委開展武裝工作的曆史考察（1938-1942）》一文中，論述日軍大亞灣登陸後廣東省委的武裝工作，指出中共廣東黨組織開始創建武裝、開辟敵後戰場，獨立自主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實現從統戰到自主的重要轉變。左雙文的《抗戰時期中共在華南淪陷區的抗日鬥爭》提出，中共華南黨組織在淪陷區開展的抗日鬥爭工作既是中共廣東黨組織執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和部署的結果，也是在華南對敵鬥爭局勢演變過程中自主摸索的結果。
敵後抗日根據地建設事關中共生存發展。遊海華的論文《東江抗日根據地的稅站、稅制與稅收》，探研東江抗日部隊如何生存並開辟抗日根據地問題，認爲稅收對于部隊和根據地發展壯大起到了巨大支撐作用。王英俊的《全面抗戰時期中共東江遊擊隊武器來源渠道研究》指出，東江縱隊獲取武器主要依靠同日僞作戰繳獲、與國民黨軍“摩擦”繳獲、通過民間獲取以及來自香港地區的支援等多種途徑，反映了中共在華南敵後戰場的生存智慧與戰略韌性。
統戰工作在抗戰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王英俊的《張文彬領導廣東黨組織對余漢謀部統戰工作的曆史考察（1937-1942）》和《全面抗戰時期中共對李濟深的統戰工作》，分別強調戰時廣東國共關系的複雜性以及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綜合運用的重要性；指出在抗戰不同階段，廣東黨組織對李濟深采取了不同策略。申毅的碩士論文《全面抗戰時期廣東地區中國共産黨的婦女工作研究》，總結了婦女工作的成效和經驗，揭示全面抗戰時期中共在廣東婦女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華南抗戰爲全國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華南抗戰中的許多工作在全國範圍産生了重要影響，比如省港秘密大營救、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校內遷等事件，成爲近年來研究的熱點。
省港秘密大營救延續了中國文化的血脈。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滯留于此，香港地下黨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成功完成了這次被譽爲“抗戰以來最偉大搶救”的海外行動。遊海華的《抗戰時期香港秘密大營救若幹問題考辨》，考證省港秘密大營救中的細節問題，認爲營救計劃是中共經多次會議商量後決定的，證明省港秘密大營救得益于中共的指揮和部署，以及中共領導下的武裝隊伍的具體實施。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彙聚了港澳同胞及華僑華人力量。趙峥的《抗戰時期中國共産黨僑務工作探微：以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爲例的分析》認爲，引領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參與抗戰是戰時中共僑務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國內、將華僑工作和民衆動員相結合的新策略。在此問題上與國民黨的合作與鬥爭，擴大了中共在海外華僑中的政治影響，維護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遊海華在《華僑和港澳同胞在東江的抗日活動》一文中，提出華僑和港澳同胞抗日救國團體爲中共東江黨組織的恢複、重建與發展提供了合法掩護，爲東江人民抗日遊擊戰爭的開展創造了良好氛圍，爲東江人民遊擊隊提供了主要經濟資助、人員支援。
戰時高校內遷延續了中國教育事業的火種。抗戰時期，以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爲代表的一批華南高校于戰火硝煙中輾轉遷徙粵北等地堅持繼續辦學，傳播知識與文化。谌暢的論文《李應林與抗戰時期嶺南大學的遷校實踐》，認爲嶺南大學在遷校過程中兼顧外部戰亂與內部辦學變化，不斷調整遷校計劃，尋求多方支持，最終維系了辦學秩序。洪雨的論文《逆行東遷：1940年國立中山大學回遷粵北新探》，通過梳理中大遷校決策過程，分析交涉各方的主張與立場，揭示戰時教育與政局、教育與建設的複雜關系，展示了高校在艱苦條件下堅持爲抗日救亡培養人才的擔當精神。
中共中央建立五嶺根據地的戰略設想和努力。黃正林的論文《中國共産黨的戰略選擇與八路軍三五九旅南征問題研究》指出，1944年4月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後，中共中央確立向南發展的戰略，意圖在湘粵邊建立五嶺抗日根據地，打通華北、華中和華南的戰略通道。但當三五九旅抵達時，日本已宣布投降，建立五嶺抗日根據地的時機不複存在。中共中央及時調整戰略，提出向東北發展的戰略決策。研究認爲，本次南征雖未成功，但從側面凸顯了華南在中共整體戰略中的定位——既是敵後拓展的“末梢”，也是牽制國民黨的“側翼”。
爲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貢獻“華南”力量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世界人民開展了空前的反法西斯戰爭。華南黨組織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主張，爲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出了應有貢獻。
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香港落地踐行。孫揚的論作《抗戰時期中共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的實踐》，聚焦東江縱隊及其港九獨立大隊與英美盟軍在香港地區的具體合作問題，拓展了中共敵後抗戰國際貢獻研究的深度。作者指出，東江縱隊及其港九獨立大隊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立足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兩大戰場連接點，與英國合作實施國際大營救，與美國聯手通過情報合作制敵，使得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抗戰中得以落地，中共聯合英美的戰略設想貫徹于遊擊戰的鬥爭實踐之中。
東江縱隊爲中共與盟國合作樹立了典範。胡德坤的論文《戰時英軍服務團與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合作探究》，借助多方檔案，探究英軍服務團尋求與東江縱隊合作被阻斷的原因、過程以及雙方因應等問題，以此厘清英、美、中共、國民黨四方力量在華南地區軍事方面的糾葛與博弈，強調通過合作擴大了中共的國際影響。
戰時中英、中法在華南戰場積極互動。左雙文的論作《未嚴格執行的禁運：滇緬路封鎖前後的中英緬關系》認爲，所謂英國封鎖滇緬路並非完全封閉，只是暫時不允許部分物資通過，是不得已的自保之舉。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英國重開滇緬路，中英雙方嘗試推進戰時合作。程叢傑在《香港戰役前後“國軍援港”的辨析——基于中日英檔案文獻的考察》一文中，探討日軍攻港前香港的防務及中國軍隊協防香港的可行性與可能性，揭示華南戰場國際合作的複雜面相。左雙文在《二戰時中法在華南的軍事合作構想》一文中提出，在日軍“南進”之前，法方有過與中國聯手共同抗擊日軍的提議，雙方作了商談，但由于法國在遠東實力的下降等因素，導致雙方合作談判陷于停頓。
綜上所述，五年來華南抗戰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突破地方史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廣泛，史料采撷運用多樣，研究隊伍發展壯大，取得系列標志性成果，形成研究隊伍梯隊合理、後繼有人的繁榮局面。
（作者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