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之後，上海淪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以上海爲中心的中國電影業遭到嚴重破壞，開始了新的分化和重組。中國電影中心被迫南移，而粵籍電影人在此期間扮演了無可替代的關鍵角色。他們不僅是戰地真實的記錄者，更是民族精神的喚醒者，將電影從娛樂工具轉化爲抗戰救亡的銳利號角。從上海到香港，再到回到廣東、深入祖國內地，他們的創作軌迹勾勒出一條獨特的“文化抗戰走廊”。
香港電影與廣東關系極爲密切，兩者在人員流動、創作主題、制片實踐乃至精神血脈上相互交織，共同構築了華南地區以電影爲武器進行抗日救亡宣傳的壯麗圖景。隨著1937年中國電影主幹企業之一的天一影片公司從上海遷往香港，“中制”（中國電影制片廠）于1938年底在香港設立分部，創建大地影業公司，嶺南地區的文化抗戰宣傳功能得到了加強。據統計，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香港一共出品了61部國防電影和抗戰電影。
在此過程中，一大批粵籍影人積極投身救亡宣傳活動。1937年，黎民偉執導了紀錄片《淞滬抗戰紀實》，親赴戰地記錄淞滬會戰實況，開創戰地實拍先河，影片上映後極大激發民衆抗日熱情。上海淪陷後，黎民偉、蔡楚生、司徒慧敏、譚友六等粵籍電影人紛紛南遷，活動于廣東、香港地區。戰時流離失所的人們精神苦悶，他們更加需要娛樂撫慰，這給粵籍電影人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們以全面推進抗戰電影運動爲己任，組織抗戰電影劇本的編寫與創作，拍攝了大量以抗戰爲主題、關注廣東軍民鬥爭的影片。
彼時嶺南地區的抗戰電影主要有抗戰紀錄片和抗戰故事片兩個類型，以抗戰故事片居多。紀錄片《廣州抗戰記》由18個片段組成，內容記述廣州社會各界如何動員起來做好抗戰准備工作，包括高射機關炮隊、保安連隊、消防總隊、救護總隊、工程總隊的出動情況，戰時各政府部門的工作情況，以及敵機空襲廣州、廣州被炸的慘景等。《保衛大四邑》由大地影業公司拍攝，司徒慧敏導演，記錄了廣東省中山、台山、開平、鶴山等地人民群衆的抗日鬥爭。這些紀錄片反映了中國人民頑強的意志與堅定的信念，成爲弘揚民族獨立與捍衛世界和平的重要影像資料。
抗戰故事片以粵語抗戰片成就最爲突出。蔡楚生與司徒慧敏等人南遷香港後，力促香港電影變革，呼籲與抗戰救國的時代主潮接軌。他們號召“改善粵語片的內容”“攝制健全的國防片”，爲此與香港新時代影片公司、啓明影片公司合作拍攝了抗戰粵語片《血濺寶山城》《遊擊進行曲》以及首批抗戰主題國語故事片《孤島天堂》《白雲故鄉》《前程萬裏》。司徒慧敏執導的《血濺寶山城》（1938）作爲首部粵語抗戰片，再現姚子青營死守寶山城壯舉；蔡楚生執導的《孤島天堂》（1939）呈現了愛國青年有計劃、有組織的暗殺行動，他們的活動得到流亡舞女、貧苦市民、賣報小孩的支持，反映了底層平民與愛國青年共同抗日的民族大義，也爲抗日電影提供了正面戰場以外的敵後鬥爭視角。《白雲故鄉》（1940）講述了廣州遭受敵機轟炸、衆人逃往香港避難，青年在港經曆迷失後最終醒悟並回國參加敢死隊壯烈殉國的故事。這些作品通過戰地實錄、平民抗爭等視角，滿足了港澳同胞和南洋僑胞了解祖國抗戰情況的熱切願望，強化了華南民衆的身份認同，也成爲激勵全民抗戰的重要宣傳武器。
1941年香港淪陷後，部分影人又被迫撤回內地。因戰火阻撓，抗戰電影大批攝制計劃流産，話劇巡演成爲這一時期電影人宣傳抗日主張的重要活動形式。其中，黎民偉與王君偉、駱廼琳等在湛江成立“藝聯劇團”，黎民偉妻子林楚楚、兒子黎铿是劇團主要演員。他們演出的第一出話劇《秦淮河》在赤坎文化戲院首演，受到觀衆的好評。其後，黎民偉又組織戲劇協會演出吳祖光著名的大型話劇《碧血忠魂》（又名《鳳凰城》），將現實中東北義勇軍抗日英雄苗可秀的事迹搬上舞台，在赤坎寸金橋民衆劇場演出後反響強烈。1942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日，黎民偉在赤坎百樂殿戲院隆重放映記錄孫中山晚年及北伐期間活動的大型紀錄片，盛況空前。
吳楚帆、張瑛、白燕、黃曼梨等人在湛江組織香港電影從業人員成立明星話劇團，宣傳抗日救國，鼓勵民衆保家衛國，演出《林沖》《雷雨》《欽差大臣》《欲魔》等一系列優秀話劇。他們演技精湛、布景獨特、燈光多變，令湛江觀衆耳目一新，在赤坎平安戲院等地演出曆時4個月，幾乎場場滿座。1943年湛江被日寇占領後，香港明星話劇團在戰火中兵分兩路，分赴桂林和越南繼續演出。這些演出爲廣泛團結各界人士、激發人民群衆抗日熱情作出了巨大貢獻。
此外，鄭君裏在西北和西南各地拍攝抗戰紀錄片《民族萬歲》，陳波兒主演了拍攝于武漢的戰爭電影《八百壯士》，電影上映後引起轟動。陳波兒後赴延安，又主演了話劇《延安生活三部曲》等作品。
嶺南地區的抗戰電影打破了西方電影在嶺南地區和南洋的壟斷地位，以方言敘事和戰地真實影像喚醒華南民衆的民族意識，塑造軍民英勇抗爭的集體記憶，成爲提振抗日士氣、強化地域身份認同的核心宣傳載體。抗戰電影以聲光見長，相較其他文學藝術，在表現力和感染力上別具優勢。蔡楚生、司徒慧敏、黎民偉等一代粵籍影人，通過電影、話劇等多種形式，極大地強化了華南民衆的身份認同與抗戰決心，不僅爲彼時抗戰宣傳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更深遠地奠定了戰後香港電影業的根基。他們的藝術實踐，堪稱一場波瀾壯闊的“精神抗戰”。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産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